杨振宁教授表示:“我觉得:中国今天整个文化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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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徐坤素颜】

陳方正教授提到,中國的諸子百家更多的是探討如何構建一個合理的社會和國家,以宣示教育居多,而西方的柏拉圖、亞里士多德則更註意自然界的奧秘,貢獻了深度對話分析的經典作品。“我們的文化源頭上缺乏科學精神和理論性思辨,我們要認識到這一點,然後去改變它。”華生教授也表示,一個經濟強國若不能擁有強大的科技能力,實力和影響力就要大打折扣。“這其中也有一個導向性問題,現在的科技激勵多與科技論文掛鉤,2017年開始中國科技論文發表數量已成為全世界第一,但對世界真正原創性、突破性的貢獻仍然有限。”

楊振寧教授首先表示:“中國這70年的恢宏發展是人類歷史上空前的,其成功有許許多多的道理,不過我認為有一個最最基本的道理,那就是中國傳統文化所鑄造的中華民族特點和性格傾向,是西方文化所不能夠比較的。”他對比分析道,中華文化里所特別重視的是“孝、仁、義”,而西方沒有跟這些對稱的觀念,西方有一個“愛”,但“愛”的意義是不一樣的。在西方說“我愛我母親”,在中國相對的是說“我孝順我母親”。這是兩個基本不一樣的觀念——“我愛我母親”,“我”是主人;“我孝順我母親”,那個“順”字就點清楚了,主要的是母親,而不是“我”。“孝、仁、義”這幾個字的含義都跟對方有密切的關係。也就是說,中華文化它所要討論是要促進人跟人的關係,是一個向心的方向;而西方文化是以個人為中心的,是向外發展的離心的方向。楊振寧認為,文化傳統的基本不同,是中國70年來所取得成功最主要的道理,在以後的三五十年,也還會繼續在中國的前途上發生重大的作用。

“我們怎樣可以更多的發揮軟實力,去真正輸出自己的文化、思想和影響力,在全球範圍內產生真正的影響?”面對主持人的這一問題,楊振寧表示:“中國的傳統文化有它非常大的優點,有非常成功的地方。我覺得為了中國的前途,為了世界的前途,應該把中國傳統文化的優點,以及對於中國和世界未來的影響宣傳出去,這個工作做得遠遠不夠。你去看美國的報紙、書籍,發生了什麼事情很快就有美國新聞記者仔細研究,寫出來一本很可讀的書,把中間到底發生什麼講出來。但中國的新聞界、傳媒和學校不做這種事情,或者是不會做這種事情,我覺得這是需要大家努力來改善的。這裡面有很複雜的問題,不是一天兩天所能改過來的,如果我們覺得這個事情是真的應該做的,甚至於是必須要做的,那麼如果大家群策群力,也許可以有一些進步。”

在建院25周年之際,中歐國際工商學院北京校區以“思無界、行有道”為主題,分別舉辦校慶論壇人文專場、科技專場,站在人文、科技與經濟的交叉點上,以更為寬廣的視野探討人類文明的未來,以期影響和推動以企業人為主體的兩萬餘名中歐校友,以及商業精英和社會公眾,能夠秉持科學觀念與人文精神,去探索人類社會未來的無限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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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振寧教授認為,中國的文化產生了很多特別的事情,是其他地方所沒有的,所以他完全認可中國的發展是不能夠複製的。“我舉一個例子講,就是華僑。全世界有幾千萬華僑,他們跟中國的關係是非常密切的,而日僑、俄僑就是完全不同的觀念。八十年代時萬里副總理曾經告訴我,一個蘇聯副總理訪問中國,想瞭解中國到底怎樣發展深圳跟香港的關係。萬里就帶他到深圳,然後請了好多香港的資本家來介紹他們做一些什麼事情。蘇聯的副總理問他們,如果你們到這裡來投資,中國把你們財產拿去的話,你們怎麼辦?最後有一個人說:我是中國人,如果中國要我的財產,我情願給他。散會以後,蘇聯的副總理就跟萬里說,你們在海外有很多親戚,有很多朋友,我們在海外的俄僑,都是我們的敵人。”

最後,三位教授對於心目中理想的未來世界和中國給出了自己的答案。楊振寧說:“我最希望世界的大國都能夠瞭解到,為了整個世界的未來,為了人類的未來,必須要採取和為貴的觀念,如果不這樣做的話,我想人類世界的前途可能是很悲慘的。”陳方正表示:“改革開放是中國近半個世紀以來最重要的事,世界的和諧相處應基於瞭解和往來,我們仍然要高舉這個口號,向全世界開放。我希望這個能夠持續下去。”華生說:“我理想中的未來世界和中國,肯定是文明的、開放的、包容的、完善的。”

在對話環節中,餘晨首先就中國的科學精神向三位教授提問。楊振寧教授表示:“我覺得中國今天整個文化裡面,對於科學精神還沒有接受得夠。胡適當初說科學就是要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大膽的假設和提問,是從自己出發的,我要提出來一個新的方法、新的方向、新的路徑;小心的求證,也是我小心的求證。這就和我剛纔講的西方文化與中國文化的區別有著的密切關係,西方文化是以我為中心的文化,科學精神需要發展自我,但中國文化比較把個人縮小一點,使人不敢大膽。我想這也是中國沒有出現近代科學的一個主要原因。”

陳方正教授分析了近代中國的轉變:從接受民主意識,到迎來“賽先生”瞭解科學的重要性,再到改革開放打開國門,中國通過這些轉變取得了巨大的進步。他引用歷史學家、哲學家湯因比的研究,指出不同文明的碰撞是在“挑戰”和“回應”中反覆前進。180年前西方對中國的挑戰,中國如今已做出了有力回應,而這對西方國家形成了另外的挑戰,當下的劇烈的貿易摩擦就是某種回應的表現。“但文明的競賽會長期持續下去,大家將會在其中彼此學習、各自改變。雖然全球化的進程現在受到了挫折,但從長期來看,全球化潮流浩浩蕩盪,大概是不可阻擋的。”

論壇主持人餘晨在開場中表示,科技的革新和經濟的發展給人類社會帶來了前所未有的繁榮與和平,讓我們看到了未來世界的無限可能,但世界政治經濟結構的風險性和不確定性也在不斷加深,人類文明正處於大變局之中,崛起的中國如何與世界融合?在當下這個歷史階段,討論“中國與未來世界”這一主題有著特殊的意義。

2019年11月10日,著名物理學家、中國科學院院士、清華大學高等研究院教授、諾貝爾獎獲得者楊振寧教授,香港中文大學第五屆榮譽院士、中國文化研究所原所長、中歐國際工商學院客座思想導師陳方正教授,著名經濟學家、東南大學資深教授華生教授共同出席中歐國際工商學院北京校區25周年校慶論壇人文專場。論壇由易寶支付聯合創始人、總裁餘晨主持,四位嘉賓以“中國與未來世界”為主題,從文化、科技、經濟等不同角度探討中國文化與文明發展的脈絡,以及如何在全體球化進程中與世界連接融合。中歐國際工商學院歐方院長迪帕克·傑恩出席論壇並致辭。

對於如何看待世界變局與中國發展的內在聯繫、是否存在“中國模式”、中國在未來世界中的角色等等諸多深刻的問題,三位嘉賓也給出了精彩的回答。

陳方正教授對這一觀點表示認同,他進一步指出,所有的文化與其歷史、地理環境和民族密切相關,是獨特而不可複製的,但正如中華文化曾深刻影響了朝鮮、韓國、日本以及東南亞地區,文化之間不但有碰撞、挑戰和回應,也有互相的滲透,這是使我們可對未來全球化保持樂觀的一個有利因素。

華生教授從三個方面回應了論壇主題:第一,人類世界的未來取決於科技和文化的平衡。過去兩三百年世界迎來科技大爆炸,但人類歸根結底是文化創造的產物,我們能否跟得上科技高速發展的步伐,在文化上安放自己和彼此,駕馭自己創造出來的工具?第二,21世紀的未來世界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今天全球化和民族國家利益衝突的走向。全球性的生態災難危機的威脅,也許會給新一波的全球化註入動力。第三,中國的未來取決於如何解決文明的周期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使中國在過去40年中取得了偉大的成功,但未來依然面對各種內外部的挑戰,若能在結合市場經濟的基礎上進一步破解權力更替的周期律,實現中華文明的持續發展,也是對人類文明多元化發展的貢獻。

華生教授指出,中國的改革開放讓占世界四分之一的人口脫離了貧困,這是具有世界意義的。但現今中國股市和華爾街股市波動的影響力還難以相比,應客觀看待所謂“中國經濟放緩”對世界的影響。他還主張慎提“中國模式”,因為中國的發展有其文化和制度的特殊性,尚難以複製。中國特色的發展實踐如何與全球化適應、與世界融合,取決於各方的應對與相互協調。“如何在文化和科學技術上對人類社會做出更大的貢獻,是我們應該思考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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